对污染问题一抓到底

第四部分讨论的是一种正在迅速扩张的渊源——法治的系列价值，这些价值在国际贸易法中得到了运用，而且深受经济自由主义与自由贸易拥护者的支持。

例如，环境行政领域如何协调多数关系人之利益冲突。因此，在这一时期德国不可避免地形成两种国家观念的对立，亦即从政治传统中延续下来的高权国家观与作为社会新思潮的自由法治国家观。

[11] (P383)对于海伯勒的这种折衷见解，包括巴霍夫在内的不少学者表示赞同。行政行为形式理论的目标定位于探求特定行政活动有关的共通规律，包括行政权限(何种机关有作成何种行为的权限)、行政程序(该行为应依何种程序作成)、法律效果(依该行为可发生何种法律上的拘束力等)、以及诉讼类型(对该行为所生争议应依何种争讼途径救济)为其理论内容。而行政机关为实现公益作出行政决定的场合，应顾及行政内部与外部所有相关主体的利益，在涉及多个法律主体时(如环境保护与土地开发利用)，则需要对冲突利益进行调查、评价、调节与衡量，以确保作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行政决定。(3)公权并非单纯的请求权地位，公权的证成必须依据具体的法规范并参考现实的利益关系构造逐案认定。只有对各种行政活动建立模型并形成制度，才能确保行政活动的明确性、可预测性和适用的平等性。

迈耶所谓一国无行政处分制度就不是法治国的断言，在其特定时代背景下也绝非妄言。[1] (P49)萨维尼思想的继承者们将法学的体系理解为抽象概念的逻辑体系，并由此开创概念法学。在这里，宪法首先肯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这在1982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它同时又认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是一个残存的尾巴，一个危险的尾巴，这个尾巴应当割掉，因为它在实践中是有危害的，在理论上是荒谬的。

法律制裁与专政的区别在于，其一，性质不同。所以作为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选举立法者，通过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这实际上涉及到选举权属于全体人民还是属于全体公民的问题。公民参与立法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全民公决直接产生法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民主和专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方面和专政方面是辨证统一的，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发表于《宪法论坛》（第二卷）中国民航出版社2006年版）注释：① 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72页。在我国，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被剥削阶级也就随之消失，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阶级斗争应当已经不再存在，更不会长期存在。

三、反思之三：立法不平等说现行宪法第33条确立了公民权利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阶级斗争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这一判断中，含有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然已经被消灭，但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仍然可能存在之意，阶级斗争是否是指对这些残余分子的斗争？这些分子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既然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而剥削阶级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其他阶级的阶级①，因此在旧社会应当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已经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被消灭了，50年代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已经被和平赎买，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阶级的残余分子是不是指那些曾经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组成部分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个人？作为一个剥削阶级虽然已经被消灭，但这些阶级的残余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然而80年代我们已经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已经将其划入到人民内部，他们应当不再是斗争的对象，而且就算他们中间的极个别人没有摘帽，从年龄上看也已经是垂垂老矣，对社会的威胁几乎微乎其微。现行宪法在这里特别强调这种斗争是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斗争，因此包含着反对外国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之意，而且与这种势力和分子进行斗争的主体是中国人民，在人民之前加上中国二字，意在突出这是一种国际斗争，是国家间的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

⑤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我国许多宪法教材都将对敌人专政解释成为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似乎敌人就是犯罪分子，专政就是打击犯罪。这种动辄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的视角是十分危险的，有可能葬送我们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使国家倒退到改革前的时代，民主法制可能再次被抛在一边，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将重新笼罩社会，文革的悲剧将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再次上演。法律制裁是社会的一种常态，任何社会只要有法律，就会有违反法律的人，就需要法律制裁。

③阶级的一般原则和必要标志是铲除敌对阶级的根本制度④，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所镇压的对象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专政……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①，可见专政的存在应当以敌对阶级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在大陆内，是否拥护社会主义是划分人民与敌人的一个重要标准，而拥护或反对一种主义是思想问题，它可能导致相应的行为，也可能只是停留在观念层面，如果某公民既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又实施了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那他就是违法犯罪分子，国家将其绳之以法是法律制裁，但并不是专政（专政的对象应当是阶级而不是个人）。

而专制体制是少数人的统治，这少数人既是国家的统治者又是国家的管理者（或者作为统治者由他们去挑选管理者），他们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也不受人民监督（至少没有制度上的监督，顶多是通过一些反映民意的舆论对统治者进行软约束），更谈不上人民对其行使罢免权，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不满缺乏合法的表达渠道，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量就可能通过暴乱的形式表达出来，导致改朝换代，这是民主和专制的根本区别。③ 1954年宪法序言第2自然段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也就是说，现行宪法认为中国人民与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之间的斗争，应当是一种阶级斗争。而那些一般刑事犯罪分子中有许多都不是与人民为敌的人，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理由何在？这是我们没有从理论上讲清楚的问题。②徐显明主编：《公民权利义务通论》，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44页。⑧ 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82页。当他们给人民民主时，他们是施与者，人民是被施与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开明专制，与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相结合是民主理论的误区，应当予以澄清①。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249页和第622页。贪污盗窃、走私贩私、投机诈骗、盗窃公共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91——296页。法律制裁是国家的法律行为，是国家政权基本巩固之后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手段。

③ 张友渔等著：《宪法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51页。②张友渔等著：《宪法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63页。

① 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97页。③但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对应面应当是专制，而不是专政。1975年宪法第1条还明确规定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在其序言中4次出现，可以说充满了专政的火药味。宪法学界各种教材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大同小异，在此不一一列举。

我们今天的人民民主政权应当取消专政职能，但这决不意味着取消国家法律制裁的功能，同样我们要坚持法律制裁，也决不等于要坚持专政。全民公决在我国没有实行过，依照现行宪法的规定，全民公决即便进行，恐怕也只能是在人民内部公决，而不是全体公民的公决，这实际上是能不能给少数人投票权的问题。

①诸如其在序言中仍然肯定‘文革的成果，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②等等。而民主和专政是两个问题，民主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专政是国家统治的一种手段，我们长期以来之所以认为民主和专政是紧密联系的一对矛盾，就是因为我们把民主也当作一手段，和专政是一种手段一样，共同为统治阶级服务，这实际上极大地贬低了民主的价值。

另一个是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这个联盟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⑦，两个联盟的主要区别是大陆内的统一战线的成员必须拥护社会主义，海外的统一战线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⑧。如果改革出现挫折，社会一旦发生动荡，阶级斗争理论就可能被重新拿出来当作专政的武器而发挥作用，在实践中就已经出现过不仅强调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而且将其发展为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④这样的判断。

它根据我国国情，用人民代替无产阶级，极大地拓展了国家政权主体的范围，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其社会成员的现实状况。② 郭道晖教授认为我国目前的阶级斗争有三个层次：一是完整意义的阶级斗争。那么，经过5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敌对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是否还需要专政？对谁专政？对那些破坏我国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个人或组织，用法律制裁即可，但法律制裁不等于专政。④ 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794页。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1982年宪法的拨乱反正还不够深入和彻底，例如阶级斗争的痕迹仍然残存于其肌体里，它虽然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认为阶级斗争不必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仍然明确肯定阶级斗争是要讲的，是长期存在的。二是带有阶级斗争性质或成分的阶级斗争。

1978年宪法序言中对阶级斗争有所淡化，但仍然予以肯定，其第4自然段中规定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宪法序言第10 自然段对人民范围的划分是不够准确的，进而对敌人范围的推导也就难以成立。

没有剥削阶级也就没有被剥削阶级，既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那么被剥削阶级应该也不再存在，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已经不存在所谓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可以说民主和专制是对立的，一个国家的体制要么是民主的，要么是专制的，很难让民主和专制相容。